来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4期

彼得·茨默所著《西域东方教会回鹘语文献》评介^[1]

牛汝极

1905年，东方学家爱德华·萨绍（Karl Eduard Sachau）首次公布了吐鲁番布拉依克发现的中世纪东方教会写本发掘证据。在其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中，萨绍重点考察了柏林民族博物馆所藏三件叙利亚文残卷（编号B-55、B-7及B-26），其中包含叙利亚文礼仪书《胡德拉》（Ḥudrā）的单叶写本。该研究成果不仅完整呈现了原始文献的转写文本，还提供了德文部分译文及翔实的文献学描述，为东方教会（也称景教、东叙利亚基督教会等）传播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2]1908年，德国东方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卡尔·缪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在其《回鹘语研究》中首次刊布了编号为T II B 41的回鹘文基督教本，该文献系对《马太福音》第二章所述三博士朝圣叙事的回鹘文重述。与此同时，缪勒还对该写本中发现的叙利亚文—粟特文双语文献进行了开创性考释，此项研究现藏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编号U 3388），成为早期基督教在中亚传播的重要物证。^[3]继首轮文献整理工作之后，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整理刊布了他在吐鲁番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语基督教文献。1926年，威利·邦（Willi Bang）运用文献学考据方法对前期零散刊布的文本残片进行了重校，并辅以详尽的注释考证，建立起这批西域基督教写本的基础研究框架。^[4]1974年，文献学家彼得·茨默（Peter Zieme）通过梳理现存的基督教文本，重新引发学界对该文献群的关注。^[5]彼得·茨默2015年由戈尔吉亚斯出版社（Gorgias Press）出版的《西域东方教会回鹘语文献》（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324页，德文版）通过翔实的文献资料、规范的译释方法及严谨的学术论证，系统揭示了高昌回鹘基督教信仰的历史面貌。该著作聚焦吐鲁番、敦煌、黑水城等地出土回鹘语基督教写本的文献学研究，基于东方教会历史脉络，对相关文本进行了综合分析，包含文献转写、文本释读及翻译等。其不仅为丝绸之路宗教传播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而且为回鹘语基督教文献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东方教会在5～14世纪期间完成了跨区域传播，其传播路线以美索不达米亚为起点，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至亚洲腹地多个关键区域。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显示，该教派先后渗透至伊朗地区、呼罗珊与河中地区，继而扩展至七河流域（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新疆吐鲁番盆地与塔里木盆地，通过河西走廊进入甘肃地区，并延伸至蒙古高原腹地，其传播终端已抵达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刺桐港（今福建泉州），这标志着该宗教网络实现了从西亚到东亚海岸线的完整覆盖。自公元5～6世纪始，丝绸之路沿线若干区域驿站与节点形成网络关联，东方教会信众群体在该地区断续存续直至14世纪蒙元政权式微。东方教会在中亚及西域的传播网络主要涵盖三大地理单元：其一为呼罗珊至河中地区的波斯化传播带，其二为七河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带，其三则包含新疆境内的阿力麻里（伊犁河谷）与吐鲁番盆地等区域。这些地区的基督宗教社群恪守东方教会在礼拜仪式中采用叙利亚语的古制，在世俗语境中则使用突厥语、回鹘语、粟特语、汉语乃至波斯语进行交流。相关文献主要通过19世纪末开启的中亚—西域“探险”活动重见天日。其中最具规模的文献收藏源自普鲁士组织的四次德国中亚考察，收集的文书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以及柏林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等机构。

在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资助下，埃丽卡·韩特（Erica C.D.Hunter）主持的跨国研究项目启动了对吐鲁番地区出土叙利亚语、中古伊朗语及回鹘语文书群集的系统性研究。该项目确立了三个核心研究目标：首先，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于2012年完成了《叙利亚文粟特语写本编目》（Catalogue of Syriac Sogdian Texts）的编纂；^[6]其次，埃丽卡·韩特与马克·狄更斯（Mark Dickens）合作，在2014年出版了《吐鲁番叙利亚语文献集成》（Turfan Syriac Texts）；^[7]最后一个成果是彼得·茨默的专著《西域东方教会回鹘语文献》，该著作系统考证了多个遗址（以吐鲁番绿洲的布拉依克、库鲁特卡及黑水城为核心区域）出土的东方教会回鹘语文献，构建了完整的文本谱系与物质文化传播脉络。

茨默系统梳理了东方教会在西域地区，特别是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的传播轨迹及其文化影响。该著作以历时性视角考察9～14世纪丝绸之路上基督教社群的宗教实践，涵盖历史文献考释、文化遗存分析及宗教传播机制研究。全书导论部分构建理论框架，文献馆藏索引建立空间坐标，从文本A至W的文献转写与多语种译注形成主体内容，辅以附录索引实现多重检索功能。其核心学术价值体现于对回鹘文写本的转写、考释与译注工作，通过对吐鲁番出土基督教回鹘语文献的系统梳理，完成了文献的定名与分类：A信经、B魔术师传说、C祈祷书、D忏悔与恳求文、E祷告书、F祈祷仪式文本、G请愿书、H圣乔治传奇、I保卢斯与泰克拉、J婚礼祝祷文、K综合写本、L占卜书残片、M上帝与魔鬼、N启示录与复活、O永恒上帝残片、P法典残页、Q经济文书、R叙利亚礼仪文本、S叙利亚礼仪写本、T黑水城马太布道、U圣徒文本、V皮古列夫斯卡娅残片、W白塔诗文。这批经过科学整理的文献材料，为探究西域地区东方教会传播史与宗教文化交融研究构建了原始文献基础。引言部分系统梳理了东方教会的历史脉络，重点考察其在西域地区的传播路径、文献构成与断代方法、语言文字特征以及墓葬艺术形态等问题。研究揭示回鹘语文书的字母系统构成及音韵特征具有显著的语言学价值，其书写规范符合文学标准语的典型特征，与同时期摩尼教及佛教团体使用的宗教文献语言存在显著同源性。值得关注的是，现存于台北的叙利亚文礼仪手稿（编号S）中所载回鹘语注释，经由A.穆拉维耶夫（A.Muraviev）完成校勘整理，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献材料。笔者认为该著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书系统汇集了古代吐鲁番基督教研究的珍贵一手文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鉴于学界对吐鲁番绿洲基督教社区认知的局限性，作者对20余件回鹘文基督教写本进行系统整理与译释，推进了高昌回鹘时期基督教传播研究。虽然叙利亚语、波斯语与回鹘语文书之间存在互文性痕迹，但因缺乏明确断代依据，其历时性关联尚难确证。各语言群体间的交流窗口期可能出现在10世纪，正值粟特语仍作为通用语存续阶段。现存叙利亚语文书或为特定礼拜仪式所用，而回鹘语文献则多集中于13～14世纪。这些长期未被系统研究的珍贵文书，通过本书的刊布为探究中世纪西域基督教文化形态及回鹘宗教生活提供了全新研究维度。彼得·茨默在导论中通过语源学考辨，厘清了回鹘文献中tarsa“迭屑”与ärkägün“也里可温”等基督教专称的语义流变，其历时性词汇分析为后续宗教术语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其次，本书呈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特点。著作涵盖文献学整理与翻译工作，涉及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语言学维度，系统解析回鹘语语法结构、词汇体系及书写系统，特别是针对基督教术语“迭屑”（Tarsa）与“也里可温”（ärkägün）展开词源学考证，为阿尔泰语系研究提供重要语言学依据；宗教学层面，通过基督教文献的文本分析，揭示东方教会在西域地区的传播机制与回鹘人信仰实践特征；历史学视角下，文献为重构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变迁、丝路文化交流等提供史料支撑，具体体现在回鹘族群与粟特、波斯等民族的互动模式，以及基督教沿陆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路径研究；考古学贡献则体现于出土文书的系统性整理，为吐鲁番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提供语文学诠释框架。茨默的研究充分整合国际学术资源，如2008～2011年埃丽卡·韩特主持的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资助项目，并系统征引德、法、日等多国学者的前沿成果，彰显该研究具备国际学术对话基础，有效推进了西域基督教史研究。

第三，本研究在回鹘文基督教文献的整理与译释方面展现出卓越的学术价值，学术规范严谨，转写、翻译及注释工作均体现出系统性研究特征。在转写过程中，作者系统标注了字母音值及其变体形式，并辅以详尽的文字学考释，为准确释读古文献提供了语言学基础；在严格遵循文本原意的前提下，译文兼顾现代学术表达的规范性与可读性，实现了文本阐释的双重目标。所辑文献涵盖信经、祈祷书、忏悔文书、请愿书、圣徒行传及婚礼祝祷文等多元类型，完整呈现了中世纪基督教在回鹘人中的传播形态。研究还详细考订了文献出土地点与保存状态，建立完整的考古学语境，为文献断代与传播路径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在文献整理方法上，该书实施三级索引体系：主体编目系统记录写本物质特征；专题索引涵盖圣经人名、地理志及民族志术语；附录则包含语料词汇表及按发现地点归类的写本残片清单，这种多维分类体系显著提升了文献检索效率与学术利用率。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研究仍存在若干可深化拓展的学术空间。首先，鉴于部分文献存在保存状态欠佳、文字释读困难及文化语境复杂等客观条件限制，著者在论述中亦明确指出若干文本段落存在释义不确定性，特别在残损文献的英译与注释方面，其英译与注释工作主要基于残卷信息进行合理推演，这种研究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制约考释结论的精确性与纵深度，该问题亟待学界开展专项研讨。其次，尽管本书作者已对文献语言特征及文本内容展开系统解析，但对文献承载的文化基质、社会仪轨等深层内涵的阐释尚存深化空间。再者，本研究聚焦于文献的文本学考察，但对这些文书在历史语境中的实际效能——如对回鹘族群宗教观念形塑机制、丝路文明交互动力等维度——尚未构建系统的评估体系。后续研究可着力构建文献功能史学分析框架，深入探究其在西域基督教发展谱系中的历时性作用，以及其对欧亚大陆文化传播网络的建构影响，以期系统阐释这批基督教文献在丝绸之路文明史上的多维价值。

彼得·茨默教授所著《西域东方教会回鹘语文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著作系统整理并深度解析了西域基督教研究领域珍贵的一手史料，从历史学、文献学与宗教学多重视角揭示了西域基督教的传播轨迹与文化特征。该书不仅构建了西域基督教文献研究的理论框架，更通过语文学考证与跨文化比较方法，有效推动该领域的纵深研究，促进宗教史、丝路学与阿尔泰学的学术对话。本书对回鹘语基督教文献的形态特征、语言混合现象及其宗教实践仪轨的实证性研究，为重构西域地区宗教文化谱系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对濒危宗教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活化传承具有方法论启示。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叙利亚文回鹘文所记东方教会在高昌回鹘地区的传播”（项目编号：23VJXG055）阶段性成果。

^[2] Karl Eduard Sachau，“Litteratur-Bruchstücke aus Chinesisch-Turkistan”，in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05，pp.964-978.

^[3] F.W.K.Müller，“Neutestamentliche Bruchstücke in soghdischer Sprache”，in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07，pp.260-270；F.W.K.Müller，“Soghdische Texte I” i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Jahrgang，1912.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II(1913)，pp.1-111；F.W.K.Müller，“Ein syrisch-neupersisches Psalmenbruchstück aus Chinesisch-Turkistan”，in Festschrift Eduard Sachau，ed.Gotthold Weil，Berlin：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5，pp.215-222.

^[4] Willi Bang，“Türkische Bruchstücke einer nestorianischen Georgspassion”，in：Le Muséon 39，1926，pp.41-75.

^[5] Peter Zieme，Zu den nestorian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n，in：Sprache，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hrsg.von G.Hazai，Berlin，1974.

^[6] Nicholas Sims-Williams，Iranian Manuscripts in Syriac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4，Stuttgart 2012.（德国东方手稿编目 第十八卷，第4分册）

^[7] 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 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5.2，Stuttgart：Steiner，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