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微信公众号中南民大学报编辑部
期刊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0期）
首发日期：2025年10月20日
作者简介
马晓军，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理事，曾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及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先进个人等荣誉和称号。
金炳镐，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大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学和科研5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2003），两次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89、1995），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2004），首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突出贡献专家（2004）。曾任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会长、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首任马列主义学院院长、首任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现任教育部全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当代民族问题与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研究基地主任。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摘要：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以及理论特质，是坚持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任务和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传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赓续与创新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观，同时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回应，集中回答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五个共同”的历史根基、“多元一体”的基本内涵、“五个相”的基本要义、“五个认同”的核心内容、“四个与共”的价值指向，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实践性的理论特质。
关键词：中华民族历史观；生成逻辑；内涵要义；理论特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纵深背景之下衍生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总书记运用深邃且富有洞察力的历史思维追溯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秉持宽广包容的世界视野审视中华民族的当下发展，并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谋划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分析、阐述中华民族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大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观”自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以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赵天晓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系统整体性、发展联系性、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性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主要内容[1]。杨须爱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间的关系角度，阐述了“五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的完善与丰富[2]。张琳等认为，“坚持人民主体的历史动力观、统一延续的历史走向观、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观、动态创新的历史过程观”[3]，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容框架。彭武麟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科学体系体现在“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全程视角、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多元性与一体性相统一的全局观念三个层面”[4]。陈育宁认为，认识中华民族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就是要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阐述各民族内聚为中华民族的历史[5]。王延中认为，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要认识到“新清史观”“内亚史观”“族群史观”“多元文化主义论”等错误史观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解构与冲击，抓住“共性”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这个关键，从正确把握“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关系、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主体主导与兼容并蓄、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等层面研究和阐发[6]。严庆等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整体历史发展的认知、凝聚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等方面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起着关键作用[7]。海路等以“认知-情感-意志”为逻辑框架，阐述了中华民族历史教育要从强化历史认知、提升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三个方面相互衔接、依次推进[8]。这些已有成果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滋养和坚实的铺垫，但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前因后果等深层逻辑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缺乏对该研究主题的学理聚焦与针对性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包含“五个共同”的历史根基、“多元一体”的基本内涵、“五个相”的基本要义、“五个认同”的核心内容、“四个与共”的价值指向等内容，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规律的理论总结，有着深刻的生成逻辑和丰富的内涵，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质。
从理论视角、历史脉络、现实观照三个层面综合考察和探究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生成逻辑，是深刻领悟和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前提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是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和现实需要进行理论创新的鲜明体现，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从世界历史整体性视角回答了民族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发展演变的动力、趋势等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分析、阐述中华民族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大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民族观。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民族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演进发展的动力是大工业生产促使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世界市场的广泛开拓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过去那种地方的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9]马克思认为，伴随着大工业生产促使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带来的各民族之间普遍的联系与交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从这些论述可以得知，民族的发展从宏观层面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大工业生产之前各民族交往甚少、相对孤立封闭的发展阶段；二是在大工业生产与普遍交往的基础上，随着各民族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而形成的民族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整体性发展阶段。同样，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纵深背景之下，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总结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要素动力、客观规律、现实挑战以及未来走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整体性视野的基本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平衡性和复杂性是民族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转变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强调要重视民族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各民族普遍交往形成的有机性联系使民族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都受到世界历史整体性的规定，成为民族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因素，各民族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与世界历史整体运动方向的契合与否以及契合的程度形成各民族的特定地位和命运。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11]，“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12]，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处理世界历史整体性与民族历史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方法论的传承创新。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是在客观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实际、民族关系状况、国内外形势、中国历史及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上的阐释与创新，使中华民族这一话语范式的界定更加明晰，表达内容更加丰富。同时，中国共产党使用中华民族的话语范式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推动了各民族的团结凝聚，并经过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淬炼与升华，促成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为”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与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时代主题的演进历程紧密结合、相互促进，随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推进而不断丰富与完善，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整体力量的话语范式和开展民族工作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陈独秀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论著中对中华民族的相关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注入了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二大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3]的纲领，契合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环境和历史任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论十大关系》等文章中通过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基本构成、优良传统的认识和论述，强调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事实。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民族》《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时的谈话》等文章和谈话中，认为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基础，祖国统一与民族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战略目标，使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江泽民在《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宗教观》《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联结纽带是中华文化，情感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深植于悠久的历史渊源与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中，并提出了“三个离不开”思想。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反映出面对我国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动力机制所经历的深刻历史性变迁，着眼于如何系统把握和有机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整体利益的高度一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以“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回应与解决新世纪新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支撑与精神动力的问题，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更宽广的共同性内容空间和深度一致的整体性观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分析、阐述中华民族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大问题，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以“五个共同”为历史根基、“多元一体”为基本内涵、“五个相”为基本要义、“五个认同”为核心内容、“四个与共”为价值指向，强调的是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华民族的内在特质，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赓续与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4]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创立，对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对民族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入、实践日益丰富，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得到进一步推进，思路得到进一步拓展。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紧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纵深背景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整体与局部、目标与路径等层面，论述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基本要求。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各民族同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组织领导和思想引领更加坚强，制度保障和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物质基础更加殷实，精神动力更加强劲。但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纵深背景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方面，敌对势力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幻想和企图仍在持续，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不会停止；另一方面，国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地区间、民族间人员流动往来愈加频繁，影响各民族和谐共生与团结凝聚的因素复杂多变。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下的民族工作，在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包容差异性的实践中把握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规律，在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掌握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在厘清发展与认同的关系中顺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在衡量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中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愿景。上述内容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的重要现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丰富，“五个共同”的历史根基、“多元一体”的基本内涵、“五个相”的基本要义、“五个认同”的核心内容、“四个与共”的价值指向，共同构成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将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交融共生、彼此依存的状态进一步总结概括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15]“五个共同”在“四个共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重要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五个共同”的重要论述跳出了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与话语的窠臼，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性质特点、社会结构、发展方位等根本性认知问题，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角度进行有序引导和深度统摄，是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的历史根基。
众所周知，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与话语是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在西欧社会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为了适应高度统一性的国内市场和高效运转的生产、流通、经营的管理体制，将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生活区域与各个主权国家的管辖区域相匹配，是一种“以国定族”“以国化族”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因此，“民族国家”概念话语的出现是西欧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民族与国家同步重构的结果，并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和扩散而得到广泛的传播。
由此观之，如果以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与话语审视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文明特质与凝聚形式，并向这种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主动接纳和靠拢，不仅从实质意义上忽视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性，而且从根本上割裂了中华民族历史连贯统一的叙事脉络与整体结构，势必会陷入西方民族国家建构逻辑的窠臼和文化阐释困境，进而掩盖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结构特征、文明特质、精神内核。事实上，“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6]。尽管中华大地上从古至今有很多民族繁衍生息，但并未影响政治上的大一统和中华文明的传承。一方面，“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17]。这种内生动力促成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四个要素，即同文共祖与源流交错的历史前提，共同创造文化与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基础，迁徙流动与汇聚融合的历史途径，优势互补与互相依存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基于“五个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既是物质力量又是精神力量，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完整性和中华民族面对困难、面对外来侵略时的空前一致性，“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不是在旧的关系形态被‘炸毁’的形态下行进，而是旧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要素相互纠缠”[18]。换言之，“五个共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了独特的结构特征、文明特质、精神内核，因此也无须在概念和存在两个范畴上从西方“以国化族”“以国定族”的认知镜像中获得确认和求取一致。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自1988年提出以来，伴随着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入和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丰富经验，以及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深入探究与实践考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从知识生产、理论阐释、实践积淀等方面使这一理论成为“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和“解开中华民族构成奥秘的钥匙”[19]，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多个重要会议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作出阐发，全面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结构内涵。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内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兼具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蕴。从历史延展性层面来说，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所奠定的相对封闭和广袤辽阔的疆域内，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促使各民族在迁徙流动和汇聚融合中多源多流与源流交错并存，在互通有无和互相依存中实现了文化共塑和情感共育，“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20]。从现实角度来讲，中华民族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包括文化、语言、风俗、宗教等方面。同时，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实现共存、汇合、衔接以实现共同发展与进步，从而呈现出共同性，这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非仅靠凭空想象构建出的概念，而是根植于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生成和逐步敞显的。辽阔广袤的疆域、多元丰富的文化并没有使各民族相互隔离或界限明显，是因为“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21]。对一体和多元辩证关系的概括，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结构的精准把握与具体解答。
更进一步来说，“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2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在对各民族具体特性的包容性吸纳和有机性整合基础上形成的，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成独特的文化属性、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从本体论视角来看，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疆域的开拓与治理、群体的团结与凝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复合叠加的关系。具体来说，多民族、广袤疆域、政治理念是构成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三个基本元素，而只有借助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才能将这三个基本元素予以贯通。其一，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也是决定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各个民族在从多源多流走向源流交汇的历史前提下，以共同创造文化与共同培育精神为基础，以迁徙流动与汇聚融合为途径，以优势互补与互相依存为动力，经过分布格局、文化、经济、情感各要素之间协调优化与相互作用，各民族已形成具有高度依存性、系统融合性、相对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其二，广袤的疆域赋予了各民族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孕育出各具特点的文化传统，但这种各具特点的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间互相排斥或者无法协调共存，更不会成为各个民族走向共同性的阻碍。各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要素资源和精神滋养，中华文化在有机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兼收并蓄和经久不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审美旨趣与情感道义逐步走向共同性的联结纽带，使各民族无论是在物质力量还是在精神力量上，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广袤的疆域上，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深度熔铸和凝结为具有共同性根基和内生性秩序的整体。其三，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维度审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积淀中孕育的思想精华，深刻塑造了国家建构与治理的独特范式，本质上是中华传统政治理念的制度性投射与历史实践。“天下大同”思想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为基底，勾勒出超越民族界限的共同体愿景，构建起涵盖多元民族的秩序共同体。而“大一统”思想则通过“王者无外”的政治实践，实现文化认同与政治整合有机统一，将多元地理单元与民族群体熔铸为有机整体，进而形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国家形态和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形式。忧患意识与“中和”理念构成辩证统一的治理智慧，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危机认知中，秉持“执两用中”的平衡之道，通过“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价值调适，拓展了化解民族冲突的弹性治理空间。经世致用思想与民本主义传统，进一步将抽象的政治伦理转化为具体治理策略，在“体国经野”的实践中，形成“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的制度创新路径，既维系了中央集权的核心权威，又保持了地方治理的灵活性。这些历史传统、文化禀赋与思维模式相互交织，不仅构建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逻辑，更在制度设计、政策实施与社会整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路径，为当代民族事务治理提供着丰富的历史镜鉴与深厚的文化滋养。因此，多民族、广袤疆域与政治制度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逻辑与治理路径的基础性要素，只有借助多元一体格局中所蕴含的共同性根基与内在性秩序，中华民族才得以内在凝聚和行稳致远。
中华民族历史观以“通古今之变”的连续性、“大一统”的整体性和“以史为鉴”的实践性为显著特征，蕴含着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基本要义。这些要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根基，并从历史维度、精神维度、文化维度、物质维度和情感维度全方位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
第一，各民族血脉相融兼具生物学和文化学的双重内涵。从生物学层面来说，“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23]。考古遗传学证据也表明，中国境内各民族群体在Y染色体单倍型、线粒体DNA等遗传标记上存在显著交叉分布[24]。这种基因层面的同源性并非偶然生物现象，而是历史上各民族迁徙流动、边疆屯垦、政治联姻等交融活动的必然结果，可以视为同一生物共同体在不同时空的分化与重组，从而超越了单一民族的血缘叙事，构建起以血脉联系为线索的整体史观框架。此外，通过“同文共祖”的历史书写方式，各民族血脉相融超越了单纯的生物基因联系，将各民族共享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升华为共同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各民族血脉相融兼具的生物学和文化学的双重意蕴，打破了单一民族的血缘界限，使中华民族成为基因同源和文化同构的共同体，突破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规模限定”困境，确立起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历史合法性。
第二，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价值共识与精神追求，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从传统“天下观”到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从“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共识构成了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这种超越群体差异的共同信念和价值共识，在“价值共识-政治认同-国家整合”的逻辑链条中，通过家训、正史、方志等载体进行代际传递的传承机制，从古代儒学教育到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历史知识的传授始终服务于民族认同的教育建构机制，并在祭祖、修史、国庆等仪式活动的实践机制中得到强化和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应对外部挑战、实现内部整合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所奠定广袤辽阔且相对独立封闭的疆域内，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各异，不可避免地孕育出各具特点的文化传统，但“异质性从来就不是一种排他原则，或者说，异质性从来就不阻碍共存、汇合、衔接”[25]，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交流互鉴和汇聚融合中，通过符号系统的交流互鉴、同文共祖的历史书写、价值观念的碰撞融合以及意义体系的重构共塑，框定了中华文化在理想信念、精神内核、价值志趣、精神力量、情感道义等层面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把不同的历史时代贯穿起来，使得历史、现在甚至未来并存于当下，并存于我们活着的当下”[26]。从文化认同建构维度来讲，中华文化凭借其深厚的浸润与滋养功能，推动中华民族突破地理空间阻隔（如山川地貌、区域差异）与文化形态分野（如语言谱系、民俗传统），将不同民族凝聚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共同体。从文化基因传承视角观之，各民族文化相通既以共同历史记忆形塑了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的共同体意识，又以共同体存续的思想基础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贯通的文化编码系统，使文化认同超越表层符号表征，转化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存续的深层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
第四，各民族经济相依的本质，并非简单的经济合作，而是一个构建统一经济体的过程。其一，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各民族经济相依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塑造了多元的经济形态，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的并存，促使各民族基于比较优势产生交换需求。这种经济互补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深化，从原始的物物交换逐步演变为系统化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为统一经济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济基础的融合推动上层建筑的协同发展，政治制度、文化认同与经济依存度呈正相关演进，最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沉淀为中华民族统一经济体的内在逻辑。其二，在区域经济学框架下，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的核心是空间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农耕区、游牧区、渔猎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驱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借由分工和协作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共同促进统一经济体的规模扩大与结构升级。其三，经济相依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领域的深度融合打破民族间的空间壁垒与文化隔阂，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通过市场网络的紧密联结，将各民族个体利益与整体经济发展目标有机统一，构建起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经济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政治、文化领域的共生融合，形成“经济互嵌-文化互鉴-政治互信”的螺旋上升机制，为中华民族统一经济体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五，各民族情感相亲从情感维度揭示了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深层密码，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心理路径。一方面，各民族情感相亲是历史实践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众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7]。各民族通过迁徙、贸易、通婚、战争与和平交往等方式，不断打破地域与民族界限。如秦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交融、元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同时，也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深度联结后情感认同逐步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各民族情感相亲本质上是主体间性在民族关系中的具象化，通过共情机制打破“他者化”认知，在交往理性中建构互惠性道德义务和公共精神，生成“他者”走向“我们”，“分享”转向“共享”的交互主体性，使“中华民族一家亲”从政策要求转化为内生伦理，这种情感驱动比制度约束更具持久性和渗透性。
综上可以得知，中华民族历史观以“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基本要义，构建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根基与实践逻辑。这五重要义相互依存、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立体阐释框架，揭示出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深层密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生成机制。
“五个认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不仅解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历史之问，而且为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未来命题提供了理论指引，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首先，“五个认同”从“国家-民族-文化-政党-道路制度”层面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搭建起多维度、立体化的认知框架。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串联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历史进程，从秦汉时期大一统格局的奠定，到清朝时期《尼布楚条约》明确国家边界，再到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捍卫国家主权，各民族共同参与祖国辽阔疆域的开拓与守护，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历史传统与使命在重塑现代国家认同中逐渐彰显和明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打破单一民族历史叙事的局限，构建起具有整体性与连贯性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体系。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8]，将各民族文化纳入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性和内在一体性的框架内，通过“主干”与“枝叶”的持续互动，不断使中华文化的经脉根系和包容性机体更加丰满，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特质、精神内核、价值志趣不断得到彰显，从而形成一种各得其所、相互贯通、和谐有序的文化生态。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则是保障，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历史目标的实践路径，即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制度创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人民实践的主体能动性结合，为推动历史前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这种逻辑架构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纵向延续性，又展现了现实实践的横向关联性。
其次，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五个认同”构建了多层次的意义符号系统。汉字、春节等文化符号承载着文化认同；国旗、国歌、国徽等政治符号强化国家认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则构成制度认同的话语体系。这些符号系统相互嵌套、协同作用，在历史传承与现实建构中不断重构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框架。此外，“五个认同”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理念，如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与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础。
再次，“五个认同”指引着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实践导向。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幻想和企图仍在持续，通过鼓动民族对立、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暴力事端等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的活动也不会停止；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国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地区间、民族间人员流动往来和信息交流愈加频繁，影响各民族和谐共生与团结凝聚的因素也呈现复杂多变的特点。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只有强化“五个认同”，才能有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抵御和防范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侵蚀和渗透，应对和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挑战，才能团结和凝聚各民族为牢不可破的整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与持续的精神动力。
总之，“五个认同”是以中华文化为灵魂、以中华民族为主体、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框架、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为保障的复合型认同体系，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9]这个具象化的表述，是对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激活深化的价值追求与凝聚形式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以更加前瞻性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定位作出的概括性表达。
如果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精神力量、精神归依、精神谱系三个层面具有突出的情感动员、意志唤起、行动感召效能的效果，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则是从历史联结、现实联系、未来关联三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文化涵濡、价值内化、实践导引的效能，两者之间存在彼此呼应、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深度关联的关系启示我们，要从“四个与共”的理论刻度和具体语境出发，深层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价值指向。具体而言，“休戚与共”彰显了中华民族成员利益共生的思想、权利共享的观念、责任共担的意识、家园共建的使命，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各民族的情感体验，对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起着价值驱动的作用；“荣辱与共”诠释了中华民族成员共同享有崇高荣誉与辉煌成就的愿望、共同抗击外来入侵与深重苦难的力量，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价值实现程度的理性认知，是树立共同体理念的情感基础；“生死与共”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山河破碎之际，从自在走向自觉，并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风雨同舟、牺牲奉献、共克时艰的精神谱系，是树立共同体理念的强大精神纽带；“命运与共”指向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走向，从利益交融、情感共鸣层面为树立共同体理念指明了方向。由此观之，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彼此依存、命运与共的联系将会日益紧密，无法人为割裂，只有在共同发展、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中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价值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赓续和创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观，同时也是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现实回应，集中阐述和回答了中华民族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一方面，在内容上涉及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本体与主体的认识，包括“五个共同”的历史根基、“多元一体”的基本内涵、“五个相”的基本要义、“五个认同”的核心内容、“四个与共”的价值指向等，内容丰富具体且具有全面性。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系统分析和整体考察。这个历史背景涵盖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传承与交流，近代一百多年的深重苦难与深刻警示，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英勇抗争与砥砺奋进，新中国七十余年的治国理政与持续探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开拓进取与发展进步以及新时代十多年的伟大变革与辉煌成就。这些历史进程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连续性和内在逻辑。此外，习近平擘画与昭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与发展愿景，实现了历史联结、现实联系、未来关联的高度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从历史的实践性本质出发把握和理解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30]因此，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既要把握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31]，也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32]，把握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以及形成的价值原则，更要把握和理解“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3]。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实践性本质，从历史的实践性本质出发把握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始终坚持从历史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出发把握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灵活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和看待各民族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习俗、语言文字等多样性走向意识与观念聚合的历程，在“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中提出以“五个共同”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既是对传统民族史观的扬弃与创新，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形成史、发展史和繁荣史的规律性认识和普遍性结论，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论述深刻、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在逻辑架构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内核，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共同”的历史根基、“多元一体”的基本内涵、“五个相”的基本要义、“五个认同”的核心内容、“四个与共”的价值指向等论述，寓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现实发展与未来走向之中，各部分之间相互影响又互为补充，既有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学习研究与观察分析，也有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具体历史事件和现象的描述，同时还有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内在逻辑的揭示，在洞察中华民族历史纵深、体察民族工作实践进程、观察中华民族未来走向三个方面实现了鉴史、立论、定向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着实践。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非常重视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血脉的薪火相传，通过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倾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亲自指导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推动了福建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推动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形成保护城市文脉的制度性安排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文化古迹、历史遗址、传统村落、博物馆等考察调研，主持中央政治局关于文明探源、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的学习、多次就有关历史文化资源作出指示批示或回信等，是在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和总结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五个共同”的历史根基、“四个与共”的价值指向，“多元一体”的特色优势，各民族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核心主题以及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践履路向，体现了历史脉络、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的统一。此外，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要将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文物遗产保护与开发并重，学习宣传与教育引导兼顾，为各领域、各层面、各群体立足实践响应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基本方向和根本遵循。
结语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规律的高度凝练与概括，既从共同性与整体性层面把握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从本体性与主体性总结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论述深刻、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立场，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超越，有着深刻的生成逻辑与丰富的内涵以及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此外，从“五个共同”的历史根基、“多元一体”的基本内涵、“五个相”的基本要义、“五个认同”的核心内容、“四个与共”的价值指向等方面构建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本体与主体的知识谱系，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从理论视角、历史脉络、现实观照三个层面深刻领悟和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民族历史观，是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基本任务和内在要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和价值导向。
（责任编辑 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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