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02期

网络首发时间：2026-02-11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以系统思维解析其耦合属性、韧性基础与动力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主体要素、属性要素的耦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效能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内和谐”和“外适应”两种韧性基础上。“内和谐”聚焦主体要素的平等、团结、互助与和合共美以及属性要素的互构、均衡与协调发展；“外适应”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与外系统（环境系统），特别是国际环境系统的适应，其既要对国际环境变化进行即时响应，又要持续激活自组织结构、自调适系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基于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建立并不断创新共生、反馈、协同、共享四种动力机制。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思维；环境系统；系统科学；系统工程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构建研究”（24JZD034）。

作者简介：柏贵喜，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池英才”特聘教授，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多学科的讨论，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相关研究聚焦议题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概念内涵、价值意蕴、铸牢路径与方法、经验示范，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四个与共”“五个认同”“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不少学者还从系统的或结构主义的思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1]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结构、^[2]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与结构、^[3]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育人体系、^[4]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协同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总体上看，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单一视角的研究成果较多，这种研究虽有一定的深度，但缺乏要素关联，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了碎片化解读；从系统论角度进行的研究也只是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局部性问题，缺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整体性和建构性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系统思维方法，围绕“如何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5]如何应用系统科学理论作为指导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我们借助系统科学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问题。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要素的耦合体

从系统论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且是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耦合体。钱学森等将系统定义为“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6]。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不是要素与要素机械相加的整体，而是要素与要素耦合的整体。耦合意指两个及两个以上实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一个量度。我国最早提出“耦合”概念的任继周先生在研究生态系统时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相近似的生态系统可以结合为一个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这就是系统耦合。^[7]耦合具有多种特征。其一，耦合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二，耦合体的要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其三，耦合性的形成是基于要素的亲和性、共同性、统一性。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主体要素和属性要素组成，是主体要素和属性要素相结合形成的一个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或耦合体。

（一）主体要素及其耦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要素或曰主体性要素是中华各民族，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8]从主体要素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由中华民族组成的耦合体。

1.主体要素的耦合是中华各民族的耦合。中华民族是一个主体性的耦合体表明中华各民族是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有机整体；中华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谁也离不开谁；中华民族同源同根，有共同的祖国、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等。我国许多政治与学术“话语”已形象地、象征性地表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耦合的基本特征。如“中华民族是一个”“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成一团”“三个离不开”“中华民族一家亲”“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四个与共”“五个共同”“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

2.主体要素的耦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耦合。意识是人的意识，是人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是知、情、意的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肯定态度和强烈认同感；是爱国情感与家国情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体要素的内在属性，依存于主体要素而生成、发展、强化，离开了主体要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成为无本之木。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二元论解构。

当然，从系统的层次性来看，作为一个主体性的耦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系统是最高层级的系统，其下有许多主体性的子系统，如任何单一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子系统，也是由各民族成员组成的主体性的耦合体。

（二）属性要素及其耦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抽象的共同体，更不是想象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客观而具体的存在，是由众多的客观而具体的属性要素耦合而成。这些耦合的属性要素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等。每一个属性要素又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属性子系统。

属性要素耦合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进行解析。从共时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系统是由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等组成的耦合体。政治子系统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组织演化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经济子系统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协同效应和共同富裕目标的系统相变等；文化子系统侧重中华文化符号的涌现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立与维护；社会子系统旨在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态子系统指向生态类型的互补、各民族可持续发展和美丽中国的构建。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记忆和命运与共交织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在命运与共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与强化的。每一次命运攸关都会产生深刻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在下一次命运攸关时刻被重新唤醒，成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渡过民族危难的重要精神力量。

（三）主体要素与属性要素的耦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是主体要素和属性要素的分离体，也不是两者的机械相加体，而是两者的耦合体。

1.主体要素与属性要素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要素是属性要素的实践主体，离开中华各民族这些主体要素，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既没有历史生成的根基，也失去当下实践的力量。反之，离开这些属性要素，中华各民族也就失去生存的地理空间、政治空间和生产生活的基本内容，进而迷失了历史延续的来路与方向。各民族互嵌式社区能很好地诠释这种依存关系。互嵌式社区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区，在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建中，各族群众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因此，社区的所有实践都与社区各族群众息息相关，没有各族群众的嵌入，这种社区也就不可能存在。

2.主体要素与属性要素相互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具有主体性的社会政治工程，人民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实质意涵^[9]。如果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看作一个实践性的系统，那么主体要素就是实践者，而属性要素是主体要素实践的对象与结果。因此，主体要素建构着属性要素，而属性要素反作用于主体要素，是主体要素凝结为一体的制度、物质与精神基石。如中华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而以“五个共同”为核心形成的政治一统、经济互补、文化交融、社会互嵌反过来激发与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和认同感。正是主体要素“共同”的实践活动，赋予了属性要素以生命和活力；而属性要素构成的系统，又为主体要素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根基和方向。

3.主体要素与属性要素高度耦合的表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许多具体表现，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但从系统论的角度观之，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者、推动者与成果共享者、维护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各要素达到整体结构最优，也就是主体要素与属性要素的高度耦合。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韧性基础

现代系统论提出整体功能最优化原则，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总和，即系统具有各个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新功能。^[11]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任何单一主体要素、单一属性要素等所不具有的新功能，中华民族共同体耦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功能达到最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耦合效应充分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韧性。韧性是指物质受到外力冲击时的复原能力。有学者指出，中国在许多方面形成了自身的共同体逻辑和治理经验，凸显了韧性特质，^[12]其韧性蕴含着对于内部差异整合、外部风险抵御、动态发展进化的逻辑内涵。^[13]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主要呈现为内和谐和外适应两种韧性。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内和谐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内部，各要素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呈现为一种由内聚力、平衡力和支撑力生成、强化内和谐的韧性。

1.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蕴含着中华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合、共融的内聚力。内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内在固有的属性。主体要素的耦合性表征着中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要求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互助，构建和合、共融关系。任何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的出现，都表明主体要素间的耦合度在降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和提高主体要素间的耦合度，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政策措施，培育并铸牢“一家人”之“一家亲”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消解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泛滥导致的民族间的分歧、纠纷、矛盾、冲突，增强肃清各种极端思想流毒，粉碎各种分裂图谋，以实现政治一统、经济互补、文化交融、社会互嵌的可持续性。

2.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内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均衡发展的平衡力。平衡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自我演化的应然结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条件为基底，主体要素间耦合度的提高以属性要素间耦合度的提高为前提。学术界一般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分解为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内容，也有基于共同体视域从价值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身份共同体进行解析。^[14]但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上述共同体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系统即耦合体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互为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其一，各属性要素功能互补。政治子系统通过构建制度的刚性连接框架，规范资源流动与权力分配，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稳定性；经济子系统通过构建物质交换网络和统一市场体系，消解发展梯度差序，加强了区域间经济依存关系；文化子系统通过构建情感共振场域和共有精神家园，抑制文化离心张力，强化了集体历史记忆与归属感；社会子系统通过构建互嵌共居的社会关系，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态子系统通过构建美丽家园，强化生态互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生态屏障。其二，各属性要素的功能关联。基于系统要素互为环境的原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子系统功能升维为功能链环。多样化且相对闭合的生态环境为政治一统、经济互补、文化交融、社会互嵌提供了地理基底；政治一统为经济互补、文化交融和社会互嵌提供了方向引领与制度保障；经济互补推动社会交往，社会交往助力文化交融与认同，文化交融、认同反哺政治一统、经济互补和社会交往。其三，各属性要素的功能整合。正如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一样，其功能也不是各要素功能的机械相加。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各要素不具有的新功能，这个新功能就是当各要素发展不平衡时，系统可以通过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耦合度进行校正。

3.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汇聚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支撑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时之功、一事之功，也不是一族之力、一人之力，必须依靠中华各民族的合力。其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夯实国家安全之基石。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可以通过国家认同来锻造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的复合性忠诚。其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区域经济协同之支柱。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可以通过区域性、差异性资源配置，将发达地区资本、技术与欠发达地区资源与人才互换协作，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实现资源与产品、服务的国内大循环。其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社会文化交流交融、文明互鉴之势能。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可以通过汇聚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进行优秀基因重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精神密码。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外适应

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外适应主要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物质、能量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关系。这种适应能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韧性的最集中体现。系统的外适应也适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子系统，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各子系统互为环境。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大系统而言，其环境系统主要指国际社会一切可能输入的集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对国际环境的适应主要表现为两种样态：一是系统对国际环境的输入具有积极而即时响应的能力；二是系统具有自我调适的能力。

1.即时响应：高度耦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效应对国际社会各种挑战的利器。中华民族自形成起一直面临着各种外部挑战。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渊。在共抗列强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但由于连年战争，军阀割据，政权频繁更迭，边疆民族分裂势力猖獗，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始终处于低耦合度状态。这种低耦合度难以聚集强大的力量有效对抗国外势力军事侵略、经济剥夺、文化渗透等各种扰动。国弱族衰民贫导致中华民族一盘散沙般低度耦合，中华民族低度耦合难以对抗外部势力的各种扰动，反过来进一步加深国弱族衰民贫，形成恶性循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互助、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主要表现为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嵌共融，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15]然而，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特别是以美西方为代表的反华势力，在政治军事上无端干预，经济科技上极限打压，文化上强力渗透，阻挠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同时，不断制造民族、宗教话题抹黑、攻击中国，并利用宗教极端活动、暴力恐怖活动等制造中国社会冲突与动荡；收买公知宣扬西方中心论和价值观；等等。这些挑战严重威胁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影响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与发展。面对国际社会的扰动，高度耦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具有单一民族或低度耦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不具备的回应、回击一切挑战的坚强力量和韧性。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耦合度不断提高，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威慑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扰动，中华各民族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了对抗一切外部势力不断扰动的一道道防火墙。

2.自我调适：高度耦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是有效应对熵增风险的密钥。系统论的熵是一个物理量，用于描述系统的无序程度。系统与环境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时，熵越低，系统越有序，反之，熵越高，系统越无序。在全球化，特别是西方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着熵增风险，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制度、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认同离散危机。如在数字化时代，“信息茧房”通过算法个性化推送和用户选择性接触，固化“信息圈层”，造成“共同场域”割裂、“外部隔阂”加剧，制造“认知极化”进而扭曲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算法推荐技术更易于引发加深各族公民之间的刻板化印象、增加涉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以及不利于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风险。”^[16]又如，历史虚无主义通过一系列特定的方法论和叙事策略，大肆宣扬历史怀疑论和不可知论，通过抹黑英雄人物，炮制所谓“长城以外非中国论”“元清非中国论”等谬论，割裂边疆历史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关系等，试图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连续性，动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历史虚无主义“是对中华民族来处、现实与未来路向的侵蚀，稀释着各族人民对民族国家身份、情感与理想的认同意识”。^[17]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序系统面对熵增风险，可以有效激活自我调适功能，主动建立既立足于当下，又着眼于未来的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自调适模型，强化系统的预见性与自适应能力，通过与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持续互动和物质、信息、能量流动，达到降熵目的，在百年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螺旋式升级。

三、动力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动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以“十二个必须”为具体的行动指南。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布局与系统工程，其实践的动能如何？也即建立并创新何种动力机制才能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措施讨论较多，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机制分析并不多见。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机制主要指结构实现并提升效能的运行与实践方式，涵括且不局限于工作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建立与创新共生、反馈、协同、共享四种机制。四种机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动力系统”。共生机制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底。反馈机制和协同机制作为“双通径”联接共生与共享。基于共生基底，反馈机制作为一种枢纽，通过信息感知与监测实现对系统与环境关系的调控，进而驱动中华各民族以及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行动的“协同”，以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效能，最后通过共享机制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果的共享。共享机制的运行与共享目标的实现反过来进一步筑牢共生，优化反馈和激励协同，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高质量建设的动力机制螺旋式循环系统。

（一）建立并创新互利互促互融的共生机制

在生物学中，共生主要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生态系统中，这些错综复杂的共生关系构成了纵横交织的共生网。^[18]共生概念被引入社会文化关系的分析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入共生机制，主要解决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要素间的动态平衡和相互影响的动力问题。耦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要素关系的描摹是静态的，而共生则动态地呈现了要素之间的互利关系。如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要素间，经济的发展不能仅考虑经济的增长，更要考虑经济增长对各民族社会交往、文化交融、生态维护的影响；文化的传承保护不能仅考虑文化多样性、差异性的表达，更要考虑文化对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文化认同和推动国家统一、经济一体和社会交往的作用；等等。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子系统内部各要素同样是互利的关系。如各民族文化立足于多元形成偏利型共生关系，文化共生关系是文化交融的基础。共生与交融的互构呈现为两者相互滋养和协同进化。^[19]

（二）建立并创新识变应变求变的反馈机制

系统借助反馈机制，实现与环境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并最终达到自控。反馈是从输出返回输入的反向运动，是对系统输入的反作用。^[20]反馈机制用于决策可有效地消除或减少由于各种主观及客观因素引起的决策过程前后逻辑不一致的现象，从而极大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21]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借助反馈机制进行决策。反馈机制可以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形式。正反馈凭借正反馈回路对既定政策措施产生肯定性响应，进而梯次推进相关工作；负反馈则依赖负反馈回路对既定政策措施产生否定响应，它要求对内根据民族关系的变化，对外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即时性并持续性地识变应变求变，通过辨识信息、纠偏认知、修正误判、排斥负面干扰信息等进行决策调整。

（三）建立并创新协和协调协作的协同机制

协同主要指多元系统的元素相互作用或协同合作，在宏观上产生时间、空间或时—空结构上的新的有序状态。^[22]协同机制广泛发生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涉的要素与环境十分复杂，因而，协同机制关乎其建设的效度。协同的效应是1+1>2。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主体要素间的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中华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用。二是机构部门间的协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涉不同层级的机构部门，既有党委统战、政协、政府、人大及其所属部门，还有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企业、学校等。^[23]因此，要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治理格局，根除同而不协、协而不同的顽疾，“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24]三是各属性要素间的协作，发挥各属性要素的不同功能：政治共同体建设是保障，经济共同体建设是根本，社会共同体建设是条件，文化共同体建设是灵魂，生态共同体建设是基底，心理共同体建设（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核心。属性要素间的协作可进一步扩展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协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新时代党的三大战略布局，三者之间既各有侧重，又有内在联系。它们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容关联，都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个方面；建设主体同一，均为中华各民族，而不是某一民族、某一社会群体或阶层。三者的协同必须以“两个结合”为方向引领，通过创新激发协同动能。

（四）建立并创新共富共居共美的共享机制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追求。中央强调“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5]。中华各民族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性力量，共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责任与义务；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果的共享者，包括共享所有生产、生活、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与惠益等，除政治共治、家园共有、精神共乐外，主要表现为经济共富、社会共居、文化共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同富裕理想，强调“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更能体现共享的特性。然而，面临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共享理念转化为现实尚需完善与创新共享机制。如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口帮扶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等。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耦合体，它既指中华各民族“主体要素”的耦合，又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属性要素”的耦合，更意指主体要素与属性要素之间的耦合。作为一个耦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层次结构清晰，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耦合效应充分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韧性，这种韧性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并使之充满创造力、生命力的基石。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历久弥新，正在于其始终活跃的物质、信息与能量流动而激发出的强大的内聚力、平衡力、支撑力和提供的应对国内外社会各种挑战与系统熵增风险的利器与密钥。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伟大工程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其耦合度提高和韧性增强亟待建立与创新共生、反馈、协同、共享等一系列的动力机制，以形成既有共生基底、反馈和协同通径，又有共享目标的有机“动力系统”。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数智技术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大数据和模型化的加持下必将获得更具科学、动态、快速的决策势能。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不断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从自在系统向自觉系统和自为系统演化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质上呈现为一个复杂系统的适应性演化进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系统思维有助于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要素的多维连接和灵活多变的响应机制，以突破要素简单叠加的机械论认知和碎片化、静态结构分析的局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与实践范式。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BAI Guix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at requires a system thinking approach to analyze its coupling attributes, resilience foundations,and dynamic mechanisms.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coupled entity comprising subjective and attribute elemen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system is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wo types of resilience:“internal harmony” and "external adaptation". “Internal harmony” focuses on the equality, unity, mutual assistance,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subjective elements, as well as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balanc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ttribute elements. “External adaptation” refers to the system’s alignment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s, particularly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 requires not only an immediate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shifts but also the continuous activation of self-organizing structures and self-adjusting system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ystem theory and cyberne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establish and innovate four key dynamic mechanisms, namely, symbiosis, feedback, synergy, and sharing.

Key Words: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ystem thinking; environmental system; systems science; systems engineering

注释：

[1] 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2] 王伟、青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主义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23年第4期。

[3] 谭林：《系统论视域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结构样态与理论特质》，《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

[4] 陈立鹏、任彤：《系统论视域下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育人体系构建》，《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24年第4期。

[5]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2版。

[6] 钱学森、许志国、王寿云：《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7] 任继周、万长贵：《系统耦合与荒漠—绿洲草地农业系统》，《草业学报》1994年第3期。

[8]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第2页

[9] 张时空、李丽萍：«人民至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性»,«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

[1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11] «自然辩证法原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374页。

[12] 马俊毅、杨一凡：«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索»2024年第1期。

[13] 黄明元、李永政、李洪运：«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建设：内涵要义、理据考察和实践进路»,«民族学刊»2023年第9期。

[14] 郝亚明：«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1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第345-352页。

[16] 田钒平、田甡睿、张耀：《数字化时代“信息茧房”风险与民族事务治理》，《民族学刊》2023年第8期。

[17] 邓观鹏、顾友仁：《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样态、危害与治理》，《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年第4期。

[18] 向前：«“生物共生”理论及其在实践上的意义»,«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9] 柏贵喜：«民族工艺文化基因共生与交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7月30日，第7版。

[20] 姜涌：«反馈机制的认识论含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21] 周泓、冯允成：«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反馈机制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2] 顾新华、顾朝林、陈岩：«简述“新三论”与“老三论”的关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7年第2期。

[23] 曾书清、段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24]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2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求是»2015年第21期。

责任编辑：张连海/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