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行政与法》

 网络首发日期：2026年2月5日

摘  要：乡村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薄弱环节和重要领域，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赋能作用逐渐显现，且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理论分析认为，数字技术通过赋能组织、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喀什地区S县乡村治理实践为例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助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精准化，从而赋能组织现代化；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产业深度融合，进而赋能经济现代化；提高村务管理规范性、增强村民参与感，进而赋能社会现代化。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政策失衡、价值失衡、结构失衡和资源失衡等现实问题。据此，提出提升政策契合度、提升民众认可度、提升主体效力度、提升资源充沛度等优化举措。

关键词：数字技术；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实践；优化路径；实地调研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安帅，喀什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李兴旺，喀什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乡村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据要素的确权、流通和收益分配研究”，项目编号：23CJY033；2026年喀什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重点开放课题“数字时代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创新”，项目编号：KDJDB202600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常面临行政流程冗余、运行机制僵化及内生动力欠缺等结构性困境，这不仅增加了治理成本，也制约了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成为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1]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指通过理念更新、手段完善、机制创新等方式，处理好乡村发展和秩序问题，促使乡村治理全过程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2]新时代以来，数字技术依托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不断被应用到各个领域，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重要方向。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指将数字技术植入并运用到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深入推进乡村社会实现振兴的现代化过程。随着数字中国战略逐渐向纵深推进，数字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引擎。随着数字技术由城市向乡村覆盖延伸，数字技术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逐渐与乡村治理各环节实现有机融合，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当前，理论界围绕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其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从现代化视角出发聚焦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各维度现代化的具体赋能作用，并深入剖析其内在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白启鹏通过考察东中西部4个地区提出“数字技术—组织和经济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框架。^[3]秦龙等认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在于促进治理理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4]朱战辉基于科层管理逻辑提出“国家治理体制吸纳乡村治理”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机制。^[5]马德坤等通过实例分析了数字技术通过促进治理流程和治理成果等方面的现代化进而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6]沈维芳认为数字技术能够促进治理模式和治理主体现代化从而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7]朱锐勋提出数字技术可通过主体、资源和价值成果等机制促进乡村公共服务向数字化模式转型。^[8]二是在实践应用层面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多样化具体形态，展现出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实践图景。张兆曙通过考察湖州全景治理模式发现数字技术能够赋能乡村产业新业态发展和村民治理意识提升。^[9]丁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促进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精准识别并满足村民的生产生活等实际需求。^[10]李春茹等基于对苏南具体乡村的考察发现数字技术能够切实促进乡村组织有力、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乡村生态环境改善，进一步优化乡村治理格局。^[11]胡卫卫等提出“数字化”与“网格化”相结合的治理方式能够缓解基层治理压力。^[12]张坤等通过考察典型案例印证了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实现乡村自主治理。^[13]吴彬等对不同县域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将数字治理的实践样态划分为基层治理数字化模式、线上线下融合治理模式、全域智能治理模式等。^[14]三是从现实困境层面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存在的梗阻与挑战。詹国辉等认为数字技术赋能作用的发挥受到数字设施不足、制度设计缺乏、人才培育“缺位”等阻碍。^[15]李海金等通过考察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提出建设内容不符合治理需要、建设过程与治理过程不协调、建设门槛高以及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16]郑琼认为数据信息碎片化和数字技术尚未真正下乡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难题。^[17]苏岚岚认为数字治理赋能作用发挥受到数字技术与制度的融合度不高、数字技术供需不匹配、城乡数字鸿沟显著等因素的阻碍。^[18]杨扬研究发现当前数字化人才不足、数字治理观念薄弱是乡村治理普遍存在的难题。^[19]此外，目前理论界的研究也存在“东西差异”，更多研究关注东、中部地区的经验，尤其是对于东部发达省份的实践经验与治理模式。

综上所述，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技术能够有效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既有研究对于数字技术究竟影响乡村治理哪些维度的现代化并未形成统一结论，仍需要围绕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方面展开并进行深入讨论；其次，现有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和制度结构方面分析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作用，缺少结合具体微观案例的深入研究；最后，现有研究对于西部边疆地区的讨论不足。研究“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基于特定区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数字乡村综合指数上看，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实地调研发现，南疆喀什地区S县的乡村之间在数字技术植入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基础等适应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不同乡村在数字技术植入并运用到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差异。^[20]整体而言，喀什地区S县“相对落后”的理论预设不仅包含外部资源与技术不足、内部数字治理意识薄弱的双重张力，亦在实践中具有制度性与政策性的后发优势。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分析

如何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本文提出，发展不充分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难点和逻辑起点，现代化是解决该问题的理论支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实现现代化以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现阶段学者们把乡村现代化分为多个层面，本研究主要从组织、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讨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

1.数字技术赋能组织现代化。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发展，部分学者尝试将赋能理论应用于乡村治理研究中^[21]，并指出其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以数字技术为动能的技术赋能^[22]。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行政治理中的权力集中，拓展了区域间、部门间的合作边界，充分赋能乡村治理组织现代化。传统治理方式中的单一组织或主体在治理上存在堵塞，数字技术降低了被堵塞的可能性，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从一元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协同治理。乡村企业、乡贤、农民、外出务工人员等主体，基于大数据共建共享能顾更有效地参与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格局朝着多维度、多层次演变。传统治理方式转向现代化治理方式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兼顾了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数字空间，改变了乡村社会物理空间和乡村社会空间，乡村多元主体在数字空间中突破时空和地域堵塞，乡村治理的实效增强。

2.数字技术赋能经济现代化。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乡村治理现代化也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有效支撑，农业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又有效反哺乡村治理现代化。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经济，促进农业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链条重新组合，能够有效驱动农业经济数字化转型。随着5G、无人机、云计算等新技术加速涌现并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加速了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农业向“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形态演进。数字技术不仅带动农业生产、流通、消费领域变革，而且有效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此外，数字技术也会不断变革农业经营制度，不断孕育农业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激发产业活力和效率，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3.数字技术赋能社会现代化。数字技术推动数据要素与乡村各类要素实现多领域融合，从而生成乡村治理数字平台，这是在乡村社会空间上耦合生成的数字空间。乡村治理数字平台能够将乡村各领域的复杂事物映射到数据体系中，实现乡村事务运行规律和村民需求的量化和可视化反映，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总的来说，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突破了传统治理模式“自上而下”单向治理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汇聚乡村分散资源，扩大农业经济规模效应，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效聚集和激活共享资源。二是数字平台汇聚乡村微观场景信息，实现治理决策科学化和精准化，对于应对乡村风险挑战、保障乡村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数字平台有助于村民广泛了解农业生产、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就业创业等信息，农民能够有效反映生产生活中的现实诉求，进而构建“自下而上”的反映通道和治理路径。

（二）研究框架

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议题，乡村治理亦在不同领域如组织、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实现了技术的多元化应用，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张力，因此选择何种分析视角以更好理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既有研究的瓶颈。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研究兴起以来，有学者提出数字技术分别在促进乡村组织、经济、社会现代化中发挥了赋能作用，然而，“组织—经济—社会”的有机融合亦促使数字技术在“组织带动现代化、经济反哺现代化、社会保障现代化”中实现多元赋能和互动式治理，乡村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和易变性对数字技术治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形成挑战。由此，在数字下乡过程中，应注重融入乡村内生的自治方式与乡土资源，以增强数字技术与乡村既有组织方式、经济结构与社会脉络的适应性，进而实现技术赋能与乡村本土逻辑的有机融合与有效耦合。

基于“组织—经济—社会”的分析框架，聚焦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应用，探讨数字技术对乡村组织、经济及社会层面的赋能作用。首先结合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既有实践，选取喀什地区S县及其所辖乡镇为案例，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其次讨论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最后结合乡村既有治理体制和社会结构，讨论数字技术如何有效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优化措施，以期为学理上探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议题提供借鉴，进而为体制机制创新提供思路。

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本部分展开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紧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有助于系统把握数字技术赋能作用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从而推动乡村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

（一）案例选取

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部门根据《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和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遴选出第二批数字乡村试点，共有8个县(市、区)入选。本文根据“理论抽样”原则，结合多案例研究方法，从上述试点中选取S县作为调研和分析对象。选择S县主要有两方面理由：第一，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S县所在的喀什地区是南疆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示范区，数字技术在推动乡村组织、经济和社会的“软、硬”现代化方面已展开探索，数字治理模式在南疆地区相对成熟，具有一定的可复制和可推广性。对S县及其下辖乡镇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厘清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内外因条件和机制流程，与本文的研究主题高度契合。第二，案例之间具有异质性。S县下辖的S镇、T乡与K乡在治理模式和治理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可代表县域内不同乡镇类型。选择这类异质性的案例，可以增强研究的可比性和解释力，有利于得出具有普适性和科学性的结论。

（二）案例概述

S县及其下辖的S镇、T乡和K乡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做法如下：

1.S县：“数字平台”驱动“经验治理”转向“数据治理”。为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事难办、办事慢”等现实问题，S县探索建立“县+乡镇+村”的数字平台，帮助县域范围内村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首先，通过县级平台连接乡镇平台和乡村平台，通过数字平台为县域范围内个人和法人提供线上便民服务，比如有效收集并解决高校毕业生档案及就业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生育收养补贴问题、农业生产经营抵押质押问题。其次，通过数字平台加快审批流程，实行“一次性告知、统一分流办件、集中并联审批”的审批服务模式，为多主体提供“保姆式”服务，全面推广“金融联办”等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和服务水平。最后，在“数智乡村振兴计划”的助力下，借助数字平台先进的通信技术，为当地开心果的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提供信息化支持，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2.S镇：“四化”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S镇是全县数字乡村治理的典型代表，通过借鉴外部经验，探索出“四化”乡村治理路径。一是组织32名干部赴山东省东营市考察学习积家村“网格化、标准化、数字化、法治化”建设经验，探索推行“人工+智能”基层治理模式，优化网格划分、提升网格员素质，搭建数字服务平台，将积分制、志愿服务队等纳入“四化”治理体系，提高群众参与度。二是依托“四化”建设建立《履职事项清单》，涵盖党的建设、民生服务、乡村振兴、平安法治等20个类别、276项事项，其中124项涉及数字治理内容，如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党群服务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此外，S镇注重运用数字手段提升法治水平，如运用数字手段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推行监察职能向乡村延伸。

3.T乡：“数字农业”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T乡是全县粮食生产大乡和特色种植示范乡，蔬乐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不但是T乡的名片，在全县乃至喀什地区都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T乡运用数字技术助力粮食生产和特色产业发展，“数字农业”不断取得新发展。一是依托蔬乐农业示范园建设新品种试验示范区，运用数字技术抓牢种业创新这个关键点，研发选育新品种，通过采取立体式栽培、水肥一体、数字管控等模式，示范园种类资源配置、科学种植、分拣包装、追踪溯源等各环节均取得重要突破。目前通过数字手段繁育的魔雷、夏沃等品牌已成功上市。二是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推动传统农民向新农人转变，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变。三是运用数字技术对18村2269亩高标准农田进行提升改造，运用数字技术规范技术操作、强化水肥管理、有效防治病虫害，农民生产经营风险有效降低，农民农业收入大幅增长，农业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

4. K乡：“积分联盟平台”提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K乡将闲置库房改造成乡级标准化积分兑换中心，链接6家饭店、3家理发店、1个景区、1家农机合作社等组成“积分联盟”，将积分兑换内容由原来单一的生活用品拓展到与村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6大类32项内容，实现乡域范围内“一卡通用”。一是运用数字化手段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折算为积分，对村民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等行为进行量化打分，村民凭积分卡在任何村里都可以兑换商品，不仅使村民行为被记录、村民之间行为互评更加透明，也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公平公正。调研过程中K乡组织委员表示“原来村民对村庄环境整治都不太上心，现在的积分制和村民生产生活连到一起，村民都主动对村庄环境进行整治，报名最美庭院的村民翻了一番”。二是“积分联盟”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盘活了闲置资源，实现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积分联盟不仅提升了治理实效，还助推了乡村文化和旅游发展，如服务兑换区成为网红打卡地，又如“积分联盟”中拍昆霍伊拉村依托“长寿村”品牌，深挖文化旅游资源，探索“农业+文化+旅游”模式，激活了乡村经济发展新活力。

（三）案例效果分析

为系统评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际成效，依据“组织—经济—社会”分析框架，对S县及下辖的S镇、T乡、K乡四个案例的资料进行编码分析。评估采用以下标记：“Y”表示效果显著、“N”表示效果未达预期、“/”表示依据现有材料难以判断。结果表明，上述四地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相关改革措施中，整体上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验证了数字技术在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有效性。从整体上看，S县注重数字技术赋能的组织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协同，从不同乡镇的实践看，S镇突出了数字技术赋能的组织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协同，T乡注重数字技术赋能的经济现代化，K乡实现了数字技术赋能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协同，具体效果见表1。

表1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果考察

注：作者根据调研资料绘制

1.数字技术助推了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精准化，促进了组织现代化。S县和S镇运用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流程进行了重塑，改变了“县一乡一村”治理体系在结构、方法与规则上的逻辑关系，驱动治理体系向扁平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破解了传统部门条块分割的瓶颈。数字技术既提升了治理主体的多样性和决策精准性，又通过激活多元主体的作用，增强乡村生产生活场域中的自我调整和学习能力，实现组织治理的智能化，逐步消除数字鸿沟，使数字平台价值得到释放。乡村治理数字平台通过对场景信息的不断迭代与动态调适，实现了对微观信息的层级传递与系统累积，分散的信息在逐步整合的过程中产生聚合效应，由此产生新的治理知识应用智慧，即知识涌现。乡村治理体系便可借助数字技术驱动向主体更多元、决策更智能、运行更高效的方向转变。

2.数字技术推动了农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融合，促进了经济现代化。S县数字平台、T乡数字农业、K乡“积分联盟平台”等案例表明，数字技术能够激活乡村区域内分散闲置的资源要素，通过统一规划建立具有韧性的共享资源池，形成资源集聚和规模效应，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增强乡村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和高质量发展能力，带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与其他产业类型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反哺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S县存在由于年龄、外出务工等原因形成的数字鸿沟，难以从农业技术培训等数字资源供给中获取优质资源。数字技术赋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乡村不同群体的数字素养，使其能够融入到农业数字化生产场域。

3.数字技术提高了村务管理的规范性和村民参与度，促进了社会现代化。S县“数字平台”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难题，回应农民办事需求，提高农民办事效率，提升了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农民的获得感，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协同治理体系。S镇建立《履职事项清单》，运用数字技术手段调处矛盾纠纷和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回应乡村抗风险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强的问题。K乡的“积分联盟平台”运用数字化手段对村民参与村务管理进行打分，解决村民参与村务管理意愿不强的难题，调动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增强村民对村庄事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既包括数字工具在乡村生产力领域的运用，也包括数字政策及其与乡村客观现实需求的匹配，而后者又意味着乡村数字治理必须与乡村的组织基础、经济结构和社会条件相适配。因此，以数字包容为核心的“数字嵌入”困境是S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难题。

（一）政策失衡困境

数字技术能否真正助力乡村治理实现现代化，不仅取决于数字基础设施和工具的完备程度，更要看其背后的政策是否调整、生产方式是否转变、是否真正以农民需求为中心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为实现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S县已经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方案，但对于县域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缺乏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供给。具体而言，两个难点难以突破：一是缺乏面向弱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性政策。S县位于南疆喀什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和老年人较多，目前的治理转型尚未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在数字资源获取、数字红利共享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数字技术赋能所追求的更加公平的治理状态难以实现。二是缺乏基于乡村特色的差异化政策供给。目前S县的数字化实践呈现出与其他县域的“趋同性”，导致该县的政策设计与农业农村多样性的现实基础不匹配，难以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适配，不仅容易造成农民对数字治理的误读，也导致数字治理内容与民生诉求的偏离。

（二）价值失衡困境

如果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存在误差，则会对后续治理实践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农民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没有被激活，数字技术赋能便难以实现从“形”到“效”的转变，难以释放真正的治理效能。目前，S县和下辖乡镇对数字技术赋能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偏差：首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S县及其下辖乡镇的部分工作人员将数字技术片面地视为工具，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忽略当地经济状况、农民受教育程度等客观现实，将各种数字工具僵硬地植入乡村治理环节，导致农民不会运用甚至抗拒新技术，同时由于行政任务的增加产生治理负担。其次，技术推广与乡土传统的矛盾。由于对数字化治理方式的推崇，S县部分乡镇利用行政力量推广数字工具，与乡村习俗、治理传统等无法实现有机融合，这会增强农民的抵触心理，尤其当传统观念与现代化工具发生冲突时，更容易激发村民对数字工具的排斥，降低村民对数字治理的认同，削弱基层治理的实效。

（三）结构失衡困境

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必然要求乡村治理由基层政府“一元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为此，要积极构建开放包容的治理格局，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嵌入，真正激活农民积极性，保障农民的广泛参与，在协同共治中真正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客观地说，目前S县乡村治理主体的单一化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具体来说，常住在村的老年人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接触和掌握新知识的门槛较高，通常被排除在使用数字技术的群体之外。同时，由于S县青壮年外出务工较多，与村庄的连接度下降，参与数字治理的动力不足和热情不高。换言之，即使S县各部门制定出良好的数字治理政策，现实中单一化的治理主体结构也会制约政策发挥实效。

（四）资源失衡困境

数字设施和资源供给的广度和均衡性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也影响着乡村治理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现阶段S县在县乡之间、乡镇之间存在数字设施和资源供给的差距，不同村庄在数字设施和资源供给上的起点不同，影响对数字资源的实际运用。一方面，县乡之间的客观差距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嵌入的明显差异。对S县来说，可以利用相对完备的数字基础，应用数字工具和生产要素，但其下辖的乡村地区很难有效获取数字资源，由此产生“数字挤出”效应，不仅延续既有发展差距，也形成“资源不均—发展滞后”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乡镇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可能会转化为数字要素获取与应用能力的差距，部分落后乡村难以同步享受数字发展红利，也较难利用数字平台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县域范围内不同乡村的数字鸿沟也随之扩大。

五、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从“工具性嵌入”到“价值性融合”的转变，即从以效率优先的工具性嵌入，转向以公平为内核的价值性融合，使数字红利从资源层面拓展到权利层面，实现数字包容，这有利于在更深的层面促进农村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一）提升政策契合度

发挥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赋能作用，需要围绕解决具体问题、满足农民实际需求，有计划分步骤推进。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发展定位不同，数字化建设和改革重点也有所不同，不能简单照搬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而是学习其思路和路径。机械模仿难以贴合本地实际，也容易造成乡村之间数字资源分配和数字治理的“贫富不均”。推进乡村数字化治理有两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一是与国家总体规划相匹配。在《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指导下，准确把握国家层面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等总体部署，制定落实具有针对性的方案，确保地方探索不在方向上发生偏离。二是与乡村实际需求相匹配。乡村数字治理实践必须与乡村实际和村民需求紧密对接，有计划有步骤推进建设，避免脱离实际的行政推进。鼓励探索符合实际的多元路径，推动数字治理举措与乡村社会情境实现“双向嵌入、深度融合”，增强治理质效和群众获得感。

（二）提升民众认可度

有效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充分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真正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这有赖于引导广大村民转变传统观念，形成适应数字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此过程中，可以利用数字化治理的智能特性、可视特性，引导村民树立大数据思维和智能化思维，推动乡村治理形态从机械式的线性形态转向开放式的多元形态。应按照以下路径加以推进：一是数字可视化，增强治理可感知性。运用数字技术将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抽象信息转化为可观测的数据，使村民能够更易感知治理成效，更易认同数字技术赋能作用。二是打破信息屏障，实现精准参与。运用数字平台的信息聚合优势，化解干群之间、供需之间的信息屏障，使复杂问题在数字平台上一目了然。三是依靠数字系统，增强治理适应性。运用数字技术嵌入并支撑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增强治理主体的动态感知能力与敏捷应对能力，使村民亲身体验数字治理模式下政策执行的适应性与高效性。村民于认知上、情感上认同数字赋能治理，进而提升治理效能与可持续性。

（三）提升主体效力度

只有真正激活村民的意愿，才能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这要求把村民意愿真正吸收到乡村治理过程中，并以村民意志主导这一过程。为此，应借助数字平台打破既定的“行政吸纳自治”“村委会行政化”等既定体制，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型乡村治理体系。一是以数字平台拓展村民自治空间。运用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和行政层级的隔阂，使分散的村民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对村务展开协商和讨论，提高乡村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包容性。二是以线上互动凝聚乡村共同体意识。借助数字化交流增强村民之间的沟通联络，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与家乡之间的联络，增强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三是以数字链接促进城乡资源互动。推动城乡数字要素的有序流动，持续引入数据资源和先进经验，在城乡互动融合中提升村民的主体地位和协商参与能力。

（四）提升资源充沛度

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村民的数字能力，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前者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硬件条件和环境保障，后者赋予群众有效参与和运用数字技术的主体能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必备条件。目前，这两方面的短板，直接导致乡村地区数字化治理停留在浅层次，难以转化为真正的治理效能。缩小县乡数字发展差距、使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惠及社会各个层面，下一步工作重点应转向推动数字资源系统性下沉到村镇、延伸适配到多元应用场景，并协同拓展其在农业生产、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向协同发力：一是继续提升硬件设施，从普遍覆盖向全面渗透升级，为农业生产和公共服务各环节智能化改造提供基础和条件；二是注重村民数字能力提升，开展场景化、系统化培训，并以培养数字意识为导向，打造一支扎根农村、熟悉农事、善用数字的高素质队伍，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人力支撑。

【参考文献】

[1]黄未.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表现样态、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4，(11)：146-152.

[2]张波，徐晓楠.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J].学习与探索，2023，(09)：9-15+2.

[3]白启鹏.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及其行动框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3)：35-43+169.

[4]秦龙，陈云.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作用机理及其风险防范[J].贵州社会科学，2024，(07)：139-146.

[5]朱战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与运行机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7(05)：173-184.

[6]马德坤，单文远.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机理、阻滞与优化[J].农村经济，2025，(02)：140-148.

[7]沈维芳.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运作机理、制约症结及优化路径[J].理论导刊，2025，(04)：85-92.

[8]朱锐勋.数字赋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场景框架、治理逻辑及实践指向[J].行政与法，2025，(06)：76-89.

[9]张兆曙.参与困境、场景升级与数字乡村的全景治理——对湖州市“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J].浙江学刊，2022，(05)：88-99.

[10]丁波.数字赋能还是数字负担：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及治理反思[J].电子政务，2022，(08)：32-40.

[11]李春茹，黄君录.数字治理赋能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及价值指向——基于苏南L村的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1)：23-34.

[12]胡卫卫，刘畅.“网格化+数字化”乡村综合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实践机理——基于F省Z市“数字坂里”平台建设的实证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2)：124-135.

[13]张坤，潘星.数字技术赋能：乡村自主治理生成路径研究——基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典型案例分析[J].行政与法，2024，(08)：78-90.

[14]吴彬，李林烨，董维倩，等.乡村数字治理的逻辑、模式及路径探析——基于浙江实践的多案例考察[J].世界农业，2025，(01)：31-43.

[15]詹国辉，唐文浩，汪佑子.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质量提升：演化历程、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J].宏观质量研究，2022，10(05)：93-102.

[16]李海金，冯雪艳.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治理：挑战与应对[J].社会主义研究，2023，(06)：95-102.

[17]郑琼.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应然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J].中州学刊，2023，(09)：91-97.

[18]苏岚岚.数字治理促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关键挑战、逻辑框架和政策优化[J].农业经济问题，2024，(06)：58-75.

[19]杨扬.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价值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5，(05)：67-69.

[20]李建军，刘曼.新疆地区数字化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领导科学论坛，2022，(12)：36-41+48.

[21]沈费伟.乡村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策略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2)：1-12.

[22]何得桂，李想.多维赋能与责任重塑：乡村组织的制度化调适——以“镇村工作一体化”实践为研究对象[J].中国农村观察，2023，(01)：136-156.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Modernizing Rural Governance——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n County S of Kashi Prefecture

An Shuai，Li Xingwang

Abstract：Rural areas are a weak link and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Improv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re important tasks for achiev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s enabling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gradually emerged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oret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s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by empowe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organizations,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ak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 of County S in Kashi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digital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 precision of decision-making, thereby empowering organizational modernizatio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and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thereby empowering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village affairs management, enhance villagers'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reby empower social modernization.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technology's empower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policy imbalance, value imbalance,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resource imbalance. Based on this, optimization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policy alignment, public recogni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in body, and the abundance of resourc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Digital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Governance practice；Optimize the path；Field investigation

（作者安帅为喀什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

微信号丨kdzljd202012

邮箱丨kdzljd202012@163.com

网址丨http://dyyth.ksu.edu.cn/index.htm

来源丨行政与法

初审丨张焕杰

复审丨安  帅

终审丨许科龙波